原创： 蒋丰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 今天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蒋丰

每逢新年元旦，走上日本街头的人们，还有那出门见面的邻里友人，相见后“寒暄”时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频频弯腰鞠躬地说：“新年开始了，我要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第二句话则是“去年一年得到您许多关照，今年还要请您继续关照。”当然，说这句话的时候，需要把腰弯得更低一些的。

事实上，每逢新年的元旦，日本还会有许多人既不去附近的寺院、神社“初詣”——做年初第一拜，也不去附近的百货商场等地抢购装有各种大小商品的“福袋”，而是“宅”在家侧耳听着门外邮箱的响动。只要那里发出投递的响动以后，就会夺门而出，因为肯定是来自四面八方亲朋好友的“贺年卡”（日语称为“年贺状”）到了。
日本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年要相互赠送贺年卡了？历史学家们考证说，大约从奈良时代开始，日本人在农历春节的时候知道相互拜年了；到了平安时代以后，相互拜年的习俗在贵族之间流行起来，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前往拜年，就只好写一封贺信派人专门送过去。这就是日本“年贺状”的来源。

1868年日本实施“明治维新”，从此以后什么事情都要追求现代化。1871年建立了国家邮政制度，1873年开始印制邮政明信片，在明信片上写“年贺状”的事情开始兴起。到了1887年，日本人写“年贺状”已经成为年底缺一不可的“习俗”之一了。这种信函的投递量是平日的几十倍以上。
有这样一个故事不得不讲。那是大约100多年前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故事。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岩手县邮政局有一个名叫小野寺多利丞的投递员。那年1月2日清晨，他抱着几十捆“年贺状”出发了。北风凛凛呼啸，大雪漫天飞扬，一直到深夜，小野寺多利丞都没有回到邮政局。第二天早晨，邮政局的同事们一起四出去寻找他，最后在一块雪地里发现了小野寺多利丞，只见他紧紧地搂抱着装有大量“年贺状”的邮包扑俯在地。他因此成为在配送“年贺状”中死去的日本邮政公务员第一人。今天，无论是在日本国家运营的“邮信综合博物馆”，还是在日本一家公司运营的“年贺状博物馆”里，都有关于小野寺多利丞的资料记录。他被当作一位“英雄”。

还要讲的一段历史就是“年贺状”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的变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派兵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来自中国的“年贺状”曾经骤增。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也就是全面侵略中国战争以后，特别是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成立以后，“贺年状”继续大幅减少。1940年因为战争物资紧张，政府宣布暂时停止对“年贺状”的优遇政策。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政府直接呼吁“不要相互投递‘年贺状’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的新年，几乎没有一家收到“年贺状”。直到1946年新年，日本人才重新开始互送到“年贺状”。正因为这样，日本人到今天还把“年贺状”称为“和平的象征”。

时代变了。2005年到2006年，日本“年贺状”的投递量达到历史最高峰。从那以后，直线下跌。与此同时，电子年贺状与贺年短信流行起来。据说，2004年底的时候，日本发行了30亿张“年贺状”；到2014年年底，发送出去的“年贺状”只有18亿张了。平均每个人使用14张。今年，也就是2019年年底，日本则准备了25亿张“年贺状”，也许是因为“安倍经济学”产生了效果，也许是因为日本各大公司已经连续两年奖金增加。但究竟能够卖出去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需要补叙的是，每到新年的时候，日本人经常会问我目前中国社会是否还流行“年贺状”？有点文化底蕴的日本人会说：日本“年贺状”的习俗来自中国。在中国宋代周辉的《清波杂志》里有这样的记述，“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际广泛，又不可能人人参加亲友之间的拜年活动，对亲属以外的朋友就在宽两寸、长三寸的“梅花笺”上写上对方的名字、住所以及吉祥祝贺之语，派佣人送过去，这也叫“名帖”。接着，日本人还会略有失望地问：现在中国人过年不送“名帖”了吗？

我呢，只好给日本人讲“与时俱进”，讲“群发”。讲“与时俱进”的时候，日本人马马虎虎还可以听明白，讲“群发”的时候就和讲“微信支付”一样，还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需要加上现场演示的。

不管怎样说，“年贺状”曾经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年俗文化活动之一，也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文化财富。至于今后如何传承与弘扬，这里暂时还不能完全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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