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1PRINTEMAIL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据日本官方调查，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经过连续五年的增长，人数达到约266.7万人，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首次突破2%的大关，达2.09%。其中中国人占三成以上，成为旅居日本的外国人中最大的族群。

近年来，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有不少人在中国出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其他各种领域，可以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担任《日本新华侨报》主编的蒋丰、主办亚洲通讯社的徐静波、长期潜心研究日本文学的李长声、以底蕴厚实和文字生动而大获好评的姜建强、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来观察日本的唐辛子等。

如果说以上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引领了旅日中国人回国出版大潮的话，那么还有更多的作品则像美丽浪花般地把这种时代的变化趋势烘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有个性。

10年前，可以说是旅日中国人在日本出版各种作品介绍中国、评述日本的高潮期，日本书店里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用日文写下的作品。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现象，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国际化道路上的进程。

毋庸讳言，当时出版了不少日文作品的一部分旅日中国人作家实际是使用了日本人枪手写下这些作品的，这从这些作家都不拥有日文连载平台这一点就可看出其中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哗众取宠者已经被日本出版界和社会所淘汰及忘却。

而这次出现的中文回国出版热则风景完全不同，因为是使用母语写作，很少有人会使用枪手出书。反过来说，这些书尽管很小众，但很接地气。最近我读到的2本书就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作品。

一本是来自中国沈阳的女画家叶霖以neinei的笔名写下的《给孩子的四季便当》。叶霖有一对双胞胎孩子，在孩子3岁至13岁期间（即上保育院和小学期间），需要给孩子做盒饭带到学校去吃。

盒饭在日文中称为“便当”，我一直认为上海话里表示“方便、不添手脚”之意的“便当”和日文中表示盒饭的“便当”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然而，叶霖所做的盒饭便当却不是那么便便当当就能做成的。她为了不让孩子偏食，制作出各种具有各种主题的花式便当，花费的时间和心血很令人惊叹。正如书的封面语所称“十年如一日，为爱做便当”、“爱在孩子们的餐桌”。没有那颗对孩子深厚的爱的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尤其是孩子尚小的女性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叶霖的这本书，你一定会发现你会进入一个由盒饭组成的童话世界，令你流连忘返，大受刺激。

还有一本则是旅居名古屋的中文教师董红俊写的诗集《扶桑拾叶集》。有一位叫蔡毅的朋友为此书写了前言，其中有一段文字很好地点出了这本书的亮点所在：“他的诗中，每有浓郁的家国之思，厚重的历史之感，更时时闪现着批判的锐利锋芒，哲理的思辨之光。”

作为年轻时曾经热爱诗作多年的曾经的诗人，我很惭愧如今忙于生计、忙于对应各种杂事、忙于出差调研考察，生活的颠簸已经使我失去在日常生活中不懈地捡拾思想落叶的敏锐，也失去了磨砺文字棱角、打造思想之剑的功底。

也许董红俊是居住在生活节奏相对悠闲的名古屋，离名利场远了一点，于是他保持住了捡拾思想落叶、磨砺文字棱角、打造思想之剑的时间和敏锐。掩上《扶桑拾叶集》最后一页时，我不禁一声长叹：人生就是一个对舍得的研判取舍过程，没有什么单纯的羡慕嫉妒恨。

要结束本稿时，我陷入沉思：为什么在中国旅居了很长时间的日本人却没有写出那么多书呢？还是我的阅读量和阅读范围不够大，因此没有注意到很多出自日本人之手的作品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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